来源：解放小报（ID：jfnotes）
7月16日下午，解放日报2020年度首场采编人员作品研讨会在B楼1050会议室举行。
本场作品研讨会的主角宰飞，现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点栏目主编。入职14年来，他先后作为夜班编辑、驻美记者、驻京记者、栏目主编。虽然任记者的时间只有短短6年，但宰飞异常珍惜每一个采访机会，不计成本，不惜代价，深入采访，用心写作。他的作品文字朴实，叙事冷静，阐幽发微，自成风格。他与夜班同事合作编辑的版面两次获上海新闻奖一等奖，驻京期间采写的特稿《长城上的树》获上海新闻奖二等奖。今年6月，宰飞被推荐为第十五届“上海长江韬奋奖”获奖人选。
●《落日余晖下的照片刷屏，医生刘凯却说：不会因此与患者更亲密》 ●《救命药终于进医保！然后，它从北京、内蒙古、江苏等地医院失踪了》 ● 《北京雨燕去哪了？城楼少了，防鸟网多了，旧巢无觅处》 ● 《在天津王庆坨镇，“中国自行车第一镇”遭遇共享单车冲击波》 ● 《医院采购“救命药”了！嘘，小声点，别传到其他人耳朵里》 ● 《“京片子”越来越少，北京话也需要像上海话一样保护？》 ●《普通民居还是文化遗存？北京四合院面临身份困惑》 ●《野长城修缮的难题，竟是小小的树？还是树后的公众悠悠之口？》 ● 《佳琪的耳蜗：他们涌向北京、上海，寻求顶级儿科医院，倾家荡产只为希望》
研讨会现场，宰飞回顾了14年新闻从业生涯，从夜班编辑到驻美记者、驻京记者，再到几段特派报道的经历。宰飞坦言，每一段经历都令他印象深刻，每一次采访机会他都异常珍惜。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刚出道的新记者，以最大的热情、最勤恳的姿态去工作。
宰飞：每次新闻采写都是对未知旅程的探索
非常感谢报社举办这样一个作品研讨会，也感谢来参加的学者、我的领导和同事们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，同时让我惴惴不安。就像一锅才煮得半熟的米饭，就要揭开锅盖，让客人尝；或者是后台妆刚化了一半的演员，就被急匆匆推上了舞台。
4天前，我刚刚过完40岁生日，四十不惑，本应是一个老记者了，可是在心底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新人—— 一想到自己是记者，依然心潮澎湃；一跟别人介绍起自己是记者，依然有些心虚，总感觉不是那么货真价实。
在过去14年中，我的主要身份是一个夜班编辑，其间有过两整段记者经历，一是驻美，一是驻京，加起来一共五年半。还有就是几段特派报道的经历，每一段我都记得很清晰：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去都江堰灾区采访一周；去年底，特派香港报道大约三周；再就是今年年初去武汉报道新冠疫情一个半月。每一次采访机会我都异常珍惜。我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刚出道的新记者，要以最大的热情、最勤恳的姿态去工作。
检索了内网资料库，由我署名的报道只有那么零零落落的几篇，谈报道感受有些底气不足。不过这个研讨会也是我回顾、反思自己记者工作的好机会，我想向在座的专家、领导和同事汇报一下过去这几年的新闻实践和思考，主要从新闻报道的构思、采访、写作这三点上简单谈一点体会。
先说构思。每次采访报道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个答案：我报道的这件事、这个人，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怎么克服这个困难。这几乎成了我报道的一个心理模式。这里说的困难，有很多意思相近的说法，比如问题、矛盾、冲突。问题带来张力，如果完全没有追索问题、展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欲望，报道就没有开弓之力，也就行之不远。
我想以几个例子来说明：
2017年，我刚去北京记者站工作的时候，对北京胡同里一个个像补丁一样新砌的墙洞很好奇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叫做封堵“开墙打洞”，就是原先很多胡同居民在自家民房的墙上凿了洞，开小杂货铺或者小饭店。当时北京正在整治这类“居改非”的违法行为。通常的报道手法，大多是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报道封堵“开墙打洞”的好处、成果。我想的方法是，找到了一条非常有北京文化底蕴的典型路段——阜成门内大街。这条路老舍曾经借骆驼祥子的眼睛神情地凝视过。在小说里，骆驼祥子说：“这儿什么都有，有御河、有故宫的角楼、有景山、有北海……多美，多漂亮。”
在这条街上，我找到一个北京人赵永福，他的房子“开墙打洞”后租给了一家外地人开小饭店。现在，开墙打洞要封堵了，赵永福房子租不成了，经济上要受损，这就是一个困难。面对这个困难，他怎么想，怎么办，有哪些事情对他产生的影响，他又因此有了哪些转变？我的整个报道围绕着赵永福的困难展开，把一个有可能工作性很强的话题写得有了些人情味。
再如我在北京时候写过一篇特稿叫《雨燕与城楼》，报道对象是一种北京人喜爱的小动物——北京雨燕。有一年，北京市让市民票选城市吉祥物，北京雨燕是呼声最高的一种。但是，随着城市的扩张，北京雨燕的栖息环境越来越恶劣，数量也随之减少。如何保护这种小动物，之前是有媒体写过的。当我再去写的时候，就在寻找一个难题，或是冲突。我在前期采访时，就一直在追问，北京雨燕的保护究竟难在哪里？困难当然很多，我捕捉到一对矛盾——保护古建筑与保护北京雨燕之间的矛盾。
庙宇、钟楼等高大古建是北京雨燕的主要栖息地。但是鸟雀的粪便会污染甚至破坏古建的彩绘和木料，所以故宫、太庙等文物保护单位都在古建筑的屋檐周围为了一圈铁丝网，阻止鸟雀进入。由此就产生了一对矛盾，保护古建筑和保护北京雨燕如何平衡？文保专家和动物保护者的观点针锋相对，冲突让故事有了张力。
一位美国作家说：“在文学作品里，只有困难是有趣的。” 抓住困难、问题、矛盾、冲突的观念贯穿在我大多数新闻报道中，再比如我写北京箭扣野长城保护的特稿《长城上的树》，我抓住的一个难题是，保护野长城时，它上面长的杂树是留下还是除去。去留都有道理：去，保护了长城本体；留，则维护了野长城长久以来的风貌。这个难题让长城维修者左右为难。我写《失踪的救命药》上下篇也是抓住一个问题。这两篇报道接近调查报道，写的是治疗罕见病多发性硬化的特效药倍泰龙进了医保目录，然而北京各大医院的药房里却买不到，患者必须自费到医院外面的药房购买，一年的药费约10万元。药明明有，为什么医保就买不到，自费就买得到？两篇报道都是在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说完构思，我想再说说采访。采访是写作的前提，只有在新闻现场跑够了，坐在电脑前面才有字可写。我记得刚工作的时候，一位同事对我说过，“如果你稿子写不下去，那就是因为采访还不够。”经过这些年的亲身实践，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。
每个人的个性不同，采访方式也会有差异，我觉得没有好与坏的差别，只有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问题。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沉静的人，在新闻现场往往不是挤在最前面发问的那个。有时候参加新闻发布会，我也没有强烈的意愿举手提问。有一次，《财新》杂志首席记者王和岩来报社演讲，我听到她说她也不喜欢在群访时发问。
其实，我并不满意这样的心态，我期望自己更aggressive、更有攻击性一些，就像美国很多电视记者那样，向受访者甩出一个个像刺刀一样尖锐的问题。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很难改变。所以我寻找了一种我更习惯的采访方式，尽可能多跟随主人公，在属于他自己的场景里观察他、倾听他。有一位国外记者说，要把自己想象成钉在墙上的一只苍蝇，意思是说，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减少对主人公的干扰，让他自在地行动。有时候，我又把自己想象成一台录像机，静静跟随着我的采访对象，好像在拍一部纪录片，他说什么、做什么，我就记录下什么。不动声色的观察常常收获意味深长的细节。
比如我写过一篇关于失聪儿童的报道《佳琪的耳蜗》。4岁的主人公——聋儿佳琪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，和父母、哥哥租住在郊外前章村的一间平房里。因为交不起聋儿康复学校每月3000元的学费，她就要退学了。这是一个安静、懂事、让人心疼的小女孩。为了写她的故事，我多次去她的学校和家里，观察她的生活。静静地看着她，看她上课、吃饭、和哥哥玩耍、向妈妈撒娇。对佳琪的采访，我的主要手段是看和听，而不是问。在报道结尾，我记录了一个极微小的细节。
一家人吃完面条的时候，天色向晚，即使大门敞着，屋里依然昏暗。哥哥佳瑞随手打开电灯。
“不许开！”佳琪大声抗议，“浪费电。”
这个场景刻画了一个拮据的家庭、一个不幸却懂事的女孩，再次从情感上强化了文章主题。
不同的记者有不同的采访方式。有人喜欢全程录音，有人却把录音机称为“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”。有人提问干净利落，有人却正好相反。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采访别人时，发问总是结结巴巴。他解释说，结结巴巴是故意的，因为这样会让采访对象想，“阮次山不过如此嘛，我比他高明多了。”采访对象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以后，就更愿意尽情表达。不知道阮次山是不是戏言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每个记者都可能找到自己习惯而且行之有效的采访方法。
最后，我想再简单说几句新闻写作。写作的过程让我备受煎熬。每次开始写作时，面对空空荡荡的A4纸或是14寸电脑屏幕，我总是充满焦虑。导语怎么吸引人一些，语言怎么简练一些，结构怎么顺畅一些，结尾如何意味深长一些……无数的顾虑让我不堪重负，常常在动笔之前就已身心俱疲。
为了治疗这个心病，我请教了不少前辈，也读了不少记者、作家谈写作的书籍。最终得到两个让我心态稍稍放松的结论：
1、写作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即使很多我尊重的记者、作家也都经历着这样的痛苦。轻松愉快的写作过程也许存在，但一定不普遍； 2、写作不是什么伟大的艺术创造工程，如果患得患失，就会束手束脚。写字的人和砌墙的人、做家具的人本质上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匠人，英文里都归类到crafsman，记者的工作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把稿件码起来。
有人说：“夜间开车，你的视线只到车灯照射的范围，但你还是能这样走完整段路。”写稿和开夜车的道理一样，只要坚持写下去，就能达到终点。
每次新闻采写都是一次对未知旅程的探索。始终让我忧虑的，不是旅途的艰辛，而是每走完一段路程后，如何确定下一个目标。和经验丰富的条线记者、专家型记者相比，我有很多不足，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熟悉的报道领域，从而限制了自己发现鲜活问题的潜能。大家常说，功夫在诗外。我想做新闻报道也是一样，呈现为文字的稿件只是最终产品，平时的更多功夫应当花在走基层，花在深入认识社会的方方面面。这些是我欠缺的，也是今后要努力补足的。
再次感谢各位专家、领导、同事来参加这个研讨会，请大家多提意见。